草原丝绸之路的起点——集宁路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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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1-09-18 08:35 

  

乌兰察布位于祖国正北方,地域辽阔、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各兄弟民族杂居的地方。他们用辛勤的汗水,共同创造了这里的文明。它历经了匈奴、鲜卑、契丹、突厥、女真及元、清、当代几个高峰期的发展,如今已成为以多个民族为载体的纵贯整个游牧文明史的文化。几千年来,各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在草原上聚集、融合、传承、积淀,形成了当代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

乌兰察布市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乌兰察布地域文化的特殊性,横亘在乌兰察布中部的阴山山脉,正是乌兰察布形象的代表,它既是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分界,又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交融点。

乌兰察布市的市府所在地——集宁

集宁区的新地标:白泉山生态公园凤凰楼

集宁是个既年轻而又古老的城市,说它年轻,是因为它总共才有一百年的历史。1919年平绥铁路(北平——绥远),修到一个叫老鸹嘴子地方建立了车站。这是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它,后来改名为集宁。直至上世纪30年代初,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和著名作家冰心先生等人曾经站在集宁的老虎上,看到山下还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可以见证,当年的集宁是一个草原上的小村落。

要说它古老,则可以说它至少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在《金史·地理志》中记载:“西京路下属抚州,辖有柔远、集宁等县。”还记载“集宁,明昌三年,以春市场置,北至界二百七十里。”金时的抚州柔远县(今河北省张北县),相当于现在的地级行政建制,其所辖的集宁自然就是县级单位了。明昌是金昌宗的年号,明昌三年就是公元1192年。因此,从《金史》中明确得知,集宁作为集贸市场最迟在1192年春就已形成,就是说,从那时起,集宁至少也有829年的历史了。

虽然宋、辽、金、元时的集宁在史料中均有记载,但集宁所在的地理位置究竟在哪里?却始终是一个谜。直至730多年以后的1922年,在原察哈尔正黄旗的八苏木大土城发现了一座古城遗址才揭开了这个谜。在古城中的孔庙遗址中,发现了一块元仁宗皇庆元年(1312年)刻制的石碑,碑上刻有“集宁路”。集宁是在元宪宗时升格为集宁路的,元宪宗在位时间是1251年——1259年之间,而出土的集宁路石碑是在1312年刻制的,这在时间顺序上是与历史相吻合的。经史学家考证,这遗址就是金代集宁县、元代集宁路的遗址。这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至此,金史中所说的集宁县,元史中所说的集宁路究竟在何处的疑云豁然开朗。路,在元代已降为省下的行政二级单位,相当于现在的地级,集宁路隶属于中书省,被视为元朝的京畿腹地。元代共设二十九路,集宁路为其中之一。从古城遗址的规模和出土文物的情况判断,当时的集宁路是漠南颇为繁华的一座草原城镇,有的专家评价它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要比呼和浩特(归化城)文明的形成至少要早三百多年。可惜,这样一座文明古城,和许多遗址一样,被战火与岁月吞没,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疑惑和无限的感慨。

现立于乌兰察布市博物馆馆前区的“集宁路文宣王庙学碑”原碑

立于集宁区老虎山公园的“集宁路文宣王庙学碑”复制碑

集宁路与现在的集宁区

是什么关系?

原来,在集宁路遗址发现的同时,正在修筑平绥铁路。原设计在平地泉建车站,动工时受到当地教会势力的意外阻扰,只得将车站改建在集宁的前身老鸹嘴子。随着铁路的修建,车站的设置,原先不起眼的老鸹嘴子一下子发达了起来。1921年,车站建成后,取名集宁县车站(平地泉车站),原来的平地泉被叫做老平地泉了。1922年民国政府拟在平地泉一带建立平泉县,但与河北省平泉县同名,不能使用。在另选县名时,便采用了集宁路石碑上的“集宁”两字,取其集市安宁之意。1924年2月15日,集宁县正式成立。就这样,移花接木,张冠李戴,集宁的名称便沿用下来。自然,平地泉车站也就改为集宁车站了。

平绥铁路上的集宁县火车站,集宁当时为绥远省交通及军事重镇。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绥远抗战爆发后,赶赴前线进行慰劳活动的山西各界代表抵达集宁车站。方大曾摄于1936年12月

一个消亡的古城和一座现代城市名称的衔接,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因为老鸹嘴子距遗址近在咫尺,只有20多公里,且属集宁路所辖,两地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一样。这种名称的巧妙嫁接,简直就是一个伟大的发明。试想,如果意大利的庞贝古城旁,至今仍屹立着一座现代化的庞贝,那对庞贝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将会产生何等的影响啊

神秘的集宁路古城

集宁路古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土城子村,西距乌兰察布市市府所在地集宁区25公里,东距张家口市140公里,南距大同市90公里,以北进入蒙古戈壁草原,处于草原游牧与农业耕作地区的结合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古城北依环状山地,南临黄旗海(金代称白水泊),依山傍水,地势平坦,交通便利,适合于游牧居住。集宁路为元代建置,原系金代集宁县,建于金章宗明昌三年(1192年),为金代西京路大同府抚州属邑。当时为春市场(榷场),是蒙古草原与中原地区商贸交易的重要场所。元代初年,升为集宁路,属中书省管辖,下辖集宁一县。城内曾出土有元代皇庆元年(1312年)所立“集宁文宣王庙学碑”。古城地表现存东、北城墙,城墙残高2——3米,宽5——6米,西城墙与南城墙湮没于地下。

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城墙遗迹

经过考古勘探与发掘得知,古城东西宽640米,南北长940米,东、西墙各设一城门。东门位于东城墙北段,外置方形瓮城;西门位于西城墙中段,外置马蹄形瓮城;南门情况不详。城内道路为六纵七横,将古城分为三十一个单元。城内北部正中有一大型的建筑台基,台基南部为市肆遗址。城外西侧有一条南北向的道路与西门瓮城及城内道路相连。1958年5月,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为配合集张铁路建设,对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过清理发掘,发掘862.5立方米,清理墓葬27座;1976年11月,在集宁路古城遗址西城墙附近清理一处丝织品窖藏,出土有“集宁路达鲁花赤总管府”字样的提花绫等重要文物;1977年9月,清理出一处窖藏瓷器,出土有龙泉窑双鱼洗等一批瓷器;1984年6月,乌兰察布盟文物训练班对集宁路古城遗址进行了小面积的试掘,确定了古城的城垣结构及城市布局,发掘出土了又一批瓷器;1988年6月,集宁路古城遗址被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5月开始,为了配合G6高速(集宁——老爷庙)公路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博物馆、察右前旗文物管理所组成了集宁路考古工作队,进驻现场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到2004年完成考古发掘面积达22045平方米,清理一处完整的市肆遗址,出土完整瓷器200余件、可复原瓷器7416件,铜钱36849枚,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等各类器物5000余件。发现房址、道路、灰坑、十字街道等一批重要遗迹;本次发掘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金、元时期的瓷器。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瓷器最大的特点是具有明确的地层关系,种类丰富,精品众多,堪称陶瓷考古史上的奇迹。这些瓷器的出土,为中国的古陶瓷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集宁路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被评为“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03年冬季的集宁古城遗址发掘地

纵观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这批瓷器,具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窑系众多,种类丰富,数量很大。能够确定的有景德镇窑、钧窑、定窑、磁州窑、耀州窑、龙泉窑、建窑七大窑系,还有大量尚不能认定窑口的瓷器。瓷器种类涉及梅子青、豆青、姜豆青、青花、釉里红、卵白釉、影青釉、黑釉、结晶釉、孔雀蓝、红绿彩等多种,可谓洋洋大观、品类纷呈。另外,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完整瓷器达200余件,可复原瓷器7000余件,瓷器标本上万件之多,这在中国陶瓷考古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二是出土的瓷器保存完整,精品较多。由于瓷器多发现于窖藏及城内房址当中,大部分保存完好,其中窖藏15出土釉里红玉壶春瓶1件,窖藏24出土景德镇窑青花高足碗6件。窖藏19出土瓷器40件,窖藏32、33出土钧窑香炉、龙泉窑三足樽等瓷器61件。这些瓷器釉色装饰时代特征鲜明,质量上乘。其中,以景德镇湖田窑的釉里红、青花瓷器最为珍贵,以“枢府”釉瓷器出土的数量最多。三是这批瓷器具有明确的载体,清楚的地层关系,其时代与性质的认定较为清晰明了。集宁路古城初建于金,毁于元末农民起义与明军的灭元战争。所以,这批瓷器可以在时间上准确地定位于金元时期。

集宁路古城位于蒙古草原的南部边缘,是中国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结合地带。古城南临黄旗海,北依乌兰察布大草原,自身所处的这种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这批瓷器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集中发现中原各大窑系质量上乘的瓷器,应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其所折射出的历史背景是极为深远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后,曾三次西征,打通了东西方的交通要道。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的建立,草原城市有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使得欧亚大陆南北、东西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而又广泛,商业贸易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元朝建立后,元政府进一步加强对外贸易交流。元朝在漠北草原地区设置有岭北行省,其政治中心为哈刺和林、称海、谦州等城市,这些城市位于欧亚大陆的东端,在沟通东西方政治、经济及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集宁路古城正处于元朝的“腹里”行中书省、陕西行省的北部边缘地带,是与岭北行省及漠北各大城市进行贸易往来的纽带。史书《黑鞑事略》曾记载蒙古草原与中原地区贸易往来的情况:“汉儿及回回等人贩入草地,鞑人以羊高(马)博易之”,一些商贸产品甚至远道由“阴山之后二千余里……负至”。所以,蒙古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是以中原种类繁多的手工业产品为依托的。游牧民族所必需的生活用品源源不断地由中原输入漠北,中原地区生产的“如玉似冰”、“类银似雪”的瓷器自然会得到草原人民的青睐。而集宁路古城正处于由中原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蒙古大草原的南部边缘,中原各大窑系的瓷器云集于此,显而易见,此地正是中原向漠北输出瓷器及其他手工业品的重要场所。由于沙漠丝绸之路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商品的流通渠道狭窄,交易量较小,所以,元朝建立后,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就主要通过草原丝绸之路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讲,集宁路古城可以称得上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一个重要起点。在集宁路古城的中心地带,发掘一处完整的市肆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60米,由十字交股街道、房址组成。房址分布在十字街道两侧,临街房屋呈格栏式布局,靠近街道的房屋前边有石砌台面,部分房间以方砖铺砌地面,火炕、石臼、石磨盘、大型陶瓮等生活设施均出土于临街房屋。距街道较远的房屋一般开间较大,屋内生活设施较少。据此推测,临街房屋可能为居住、交易场所,里侧的房屋则为作坊或存放物品之地。在东西向街道的一端,还发现有栏杆基石,推测为开市、闭市之用。根据上述房屋的布局及结构特点,应是古城进行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集宁路古城中市肆遗址位于直达西城门的十字通衢两侧,属于城市的居中要害部位,充分说明元朝政府对集宁路古城商业贸易功能的高度重视。在集宁路古城遗址中集中出土了大量的古代钱币,总数已达3万余枚,加之中原东西南北各大窑口的瓷器大量云集集宁路古城内,可以想像的到当时商品交易的宏大场面。在十字街繁华地带临街的一些房址内,发现有烘烤食物的炉窑,炉窑内残存有烤焦的食物,这应是城内饭馆一类的建筑,在一些房址内还发现有成串的首饰及玉石的玩物饰件,另外,在东西向街道东端的一组房屋内,曾发现有9处窖藏,除出土瓷器外,最有特点的是出土了一套铜勺、铜匙、铜碟等器皿,结合瓷器的底足处“王宅药铺”或“药”字的款识推断,应是一处大型药店所在。这些都足以说明集宁路古城作为一座塞外的商业城市,不但城市功能较为完备,而且商品交换的内容是十分广泛的。一些史书曾记载元朝都市商贸繁荣的场景,“万方之珍怪异宝,璆琳、琅玕珊瑚、珠玑、翡翠、玳瑁、象犀制品,江南吴越之髹漆刻镂,荆楚之金锡,齐鲁之柔纩纤缟,昆仑波斯之童奴,冀之名马”,凡举“天生地产,鬼宝神爱,人造物画,山奇海怪,不求而自至,不集而自萃”(见《马石田先生文集》、《苑署杂记》),由此可以想像的到集宁路古城当时商业贸易的繁荣景象。

集宁路古城遗址考古发掘市肆大街遗迹

书写在瓷器上的墨书款识

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瓷器,制作精美,品相极佳:青花、釉里红、“枢府”釉、白瓷、青瓷、黑瓷等各个品类无一不有,反映出元代高超的瓷器制造技术。如果说,唐宋是中国瓷器的定型期的话,那么,元朝就是中国瓷器的大发展时期。元朝特别重视工匠,在战争时期对工匠俘而不杀,战争之后又采取拘括的办法,将工匠集中起来生产武器及生活用品。草原城市和林、称海、元上都等地都有众多的工匠进行手工业的生产,和林曾被称为是“工匠积养之地”“民匠种艺之所”。为了对手工业生产进行有效的管理,元王朝设有庞大复杂的官营手工业机构,据《元史·百官志》、《元典章·职品》记载,工部是手工业的主管部门,“掌天下营造百工之令”,而匠作院则是“掌成造金、玉、珠翠、犀象、宝具、冠佩、器皿、织造、刺绣、缎匹、纱罗、异样百色造作”。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朝在景德镇专门设立主管瓷器的机构——浮梁瓷局,隶属匠作院下的“诸路金玉人匠总管府”,这是中国历朝唯一的专管瓷器制造的官方机构。由于南北工匠的大量聚集,加之官方的有效管理,唐宋流传下来的瓷器制造技术在元朝得到了空前的交流与发展。以景德镇为中心,龙泉窑、定窑、耀州窑、钧窑、磁州窑等各大名窑继续扩大生产,同时一大批民窑也在大江南北兴起,一时间窑烟遍起。而且将历史上流传下来的胎釉装饰艺术发展到顶峰的同时,还创烧了青花、釉里红、卵白釉瓷器。“油滴”、“玳瑁”、“兔毫”等结晶类瓷器的大量生产,标志着元朝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瓷器烧造过程中的液相分离技术,而青花、釉里红瓷器的烧制成功,是将民间传统的绘画艺术成功地应用于瓷器烧造技术上的重要标志,从而一举奠定了明清彩瓷烧造的基础。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各大窑系的瓷器,质量上乘,精美绝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集宁路古城遗址内发现的窖藏19、窖藏24出土的完整青花瓷器7件,集中一次性出土成套青花高足碗6件,这是继元大都后英房遗址、河北保定、江苏金坛、江西高安青花瓷器窖藏之后的又一次重要发现。细观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器,纹饰为云龙、飞凤、缠枝花草,颜色深蓝鲜艳,着墨密集处有黑色的结晶斑,晕散现象明显,属于进口钴料绘制而成。而施用的龙、凤纹题材则是传统的汉文化内容,无可厚非地说明了元代青花瓷器为国内窑工创烧。与青花瓷器并艳的是出土的一件红斑釉里红瓷器,斑彩面积较大,颜色鲜红纯正,与其他元代釉里红颜色偏暗发黑等特点有明显不同。釉里红以铜红料烧制,受氧化氛围的影响,烧成难度较大,而这件釉里红一反常态,应当属于元代景德镇窑工试烧釉里红瓷器的成功之作。与青花、釉里红瓷器共出的还有大量的仿建窑的结晶类瓷器,这些瓷器的器形明显偏大,釉面所呈现出来的结晶斑点均匀,随意性强,较宋代同类瓷器质量有明显提高,标志着元朝结晶类瓷器的烧造技术已经到达了顶峰。

集宁路古城遗址窖藏24瓷器出土原状

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壶

集宁路古城遗址城内建筑保存较为完好,城门、瓮城、房址、街道、窖穴、水井等遗迹基本完整,房间内的水瓮、牛腿瓶、石磨、石臼等生活设施原样摆放,较为珍贵的金、银、瓷器、铜钱等便于移动的生活用品均以瓷瓮或其他装贮类工具掩埋于地下,在集宁路古城内发现此类窖藏达38处之多。另外在城内还发现许多殓葬墓,有的墓圹以石块垒砌而成,有的随地挖坑掩埋,墓内骨骼非常凌乱,骨肢不全。在部分灰坑或水井中还发现有零散的肢骨或头颅,属于捡殓丢弃所为。这些情况说明,集宁路古城曾经历过战争的摧残。元代末期,政治腐败,财政凋敝,各种矛盾加剧,1351年终于爆发了针对统治者的红巾军大起义,1357年,红巾军分三路北伐,以破头潘、关先生率领的中路军进入山西,1358年由大同路攻打集宁路,再由集宁路攻入兴和路,直捣应昌路(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与元上都(内蒙古正蓝旗),这是集宁路古城所经历的第一次战火。十年之后,明朝大将徐达、常遇春率领明军再度北上攻陷元大都,又由大同路攻打集宁路,转而占领元上都。这是集宁路古城遭遇的第二次战火。第一次战火之后,元朝地方政权尚在维持,部分官民返回城内打扫战场重新生活,城内敛葬墓即是此时而为。而第二次战争为改朝换代之举,声势浩大,毁灭性极强,集宁路古城遭到此次重创之后,彻底毁灭。明朝建立后,洪武至宣德年间,明朝廷一方面远征北元政权,打击剩余势力,另一方面修建长城、塞堡,并在长城沿线设置“九”重镇重兵把守。特别是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变”之后,明朝采取以守为攻的战略,漠北的一些防守卫所撤到内地,长城以北草原地带的一些城市所在地成为拉锯战争的战场,这些城市不在可能有居民重新居住,于是也就彻底地湮灭了。而集宁路古城正是属于这种状况,它距大同长城防守的重要关口马市口不及一百公里,南与明长城二道边最近处仅为50公里,是明朝与北元政权进行战争的前沿地带,属于边界之间的空白地段,自然也就不会被晚期居民扰乱或沿用,所以,古城内保存较为完好的遗迹以及大量的瓷器窖藏即是这段神奇历史的实物见证。

从景德镇到位于漠北草原的集宁路,距离数千公里,人畜辗转运输,一路坎坷,保守估算,路上所用时间至少三五年。这里发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精美瓷器和相当规模的城镇轮廓,见证了草原丝绸之路的昔日繁华。

集宁路古城遗址墓葬区敛葬坑

集宁路古城研究与现状

出版了《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瓷器》、《揭秘集宁的前世今生》、《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等专著;发表了大量有关元代古城遗址研究、元代瓷器研究方面的文章。

有关集宁路古城遗址的出版物

从2011年起,考古人员再次对古城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清理的46座元代墓葬,葬具一般为木棺,二次葬较为流行,有单人葬、合葬墓、骨灰葬、尸骨与骨灰合葬等葬式。随葬品有陶罐、瓷罐、铜手镯、铜镜、印章、饰件等。到2014年又发掘了59座元代墓葬,这两次发掘的元代墓葬都属于集宁路古城居民的墓葬区,这些发现为深入探讨古城的人群构成、葬俗、丧葬制度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目前,已在集宁路古城遗址建立了专门的“集宁路古城遗址保护工作站”,继续开展对古城的调查、发掘、保护工作,为下一步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做好准备。



信息来源: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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