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边疆民族地区革命实践的先行地,其蒙汉军民协同抗战的鲜活历史,为破解“如何将地方记忆升华为国家精神符号”这一时代命题提供了鲜活样本。
当前,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对文化认同形成双重冲击:一方面,高语境文化面临符号解码危机,族群记忆在传播中耗散;另一方面,工具理性割裂历史记忆的整体性。呼和浩特的实践创新表明,通过“符号化锚定历史根脉、教育化贯通代际传承、生活化浸润日常实践”的三维协同路径,能够实现“物理载体—情感共鸣—价值认同”的有机转化。呼和浩特的具体实践,不仅印证了集体记忆理论与社会建构主义的学术判断,更开创了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整合的新范式。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本质,是在守护文化基因与提升传播效能间寻求动态平衡。当蒙汉青年在重走昭君和亲路中触摸历史温度,当区块链技术让革命文献跨越时空焕发新生,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历史记忆的现代表达,更是中华文明“差异共生、美美与共”的当代诠释,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模板,也为全球多元文明共存贡献了中国智慧。
一、符号化:记忆的哲学转译机制
根据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记忆的存续依赖于社会框架的符号化重构。这一过程包含三重哲学转译。
从物理空间到精神场域。革命遗址的物质载体通过空间叙事完成意义升华。以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为例,战壕的几何排列构建“军事抗争”的物理符号,指挥部的蒙汉双语作战地图转化为“文化协作”的视觉隐喻,烈士纪念碑的姓名并列镌刻升华为“命运与共”的精神图腾。这种空间符号的拓扑学(位置分析)转换,印证了皮埃尔·诺拉“记忆之场”的理论洞见——物质空间通过叙事设计成为集体记忆的存储介质。
从历史事件到文化隐喻。自然景观的生态隐喻成为记忆转化的关键。根据地内蒙汉军民共植的松柏林,通过“年轮—团结”的象征关联,将生物学事实转化为“民族团结长青”的文化符号。这种转译机制揭示了记忆重构的本质是文化意义的符号编码,其遵循“具象—抽象—再具象”的螺旋上升路径。
从差异叙事到共识符号。蒙汉双语文献的差异化编码策略,在《绥远日报》的传播实践中得到典型体现,蒙文版侧重战术创新的族群表达,汉文版强化政治动员的共同体话语。二者通过“差异叙事—共同主题”的辩证统一,实现“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的视域融合。这种符号策略为多民族地区的文化传播提供了范式启示。
二、教育化:认同的认知革命路径
教育系统承担着将符号化记忆转化为价值认同的中介功能,其理论内核体现为三重认知革命。
具身认知与历史记忆的肉身化。“行走的思政课”通过战壕匍匐、密电破译等身体实践,将革命精神编码为肌肉记忆。这种教育设计印证了认知的本质是“身体—环境—意义”的交互生成,历史记忆只有转化为具身体验,才能突破文本叙事的抽象局限。
批判教育学与差异对话。蒙汉双语教育通过构建“差异对话”机制,引导学习者在文本对比中自主建构共同体意识。例如对比分析《蒙古秘史》的游牧叙事与《毛泽东选集》的革命话语,揭示不同文化传统对“团结”概念的诠释差异与价值共识。这种教育模式打破灌输式教学的权力关系,使差异成为认知深化的催化剂。
技术中介与记忆再生产。区块链技术用于存证革命口述史,AR复原技术重现历史场景,这些数字工具在“记忆保存”与“意义创新”间建立辩证关系。但需警惕算法推送导致的文化均质化,保持技术应用中的“记忆留白”,为阐释多样性预留空间。
三、生活化:认同的实践固化系统
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指出,文化认同的深层巩固依赖于惯习的日常养成。生活化路径通过三重机制实现记忆的实践固化。
空间重构与意识形态渗透。呼和浩特市清泉街社区的“红石榴驿站”将蒙古族建筑符号与现代服务功能融合,使法律援助、就业指导等日常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非暴力渗透”载体。这种空间改造印证了物理环境的符号化设计能潜移默化重塑行为惯习。
仪式的神圣性再生产。参与者通过触摸革命文物、共唱抗战歌曲等具身实践,将历史记忆转化为情感能量,形成超越族群的集体亢奋。
交往理性与差异治理。呼和浩特作为多民族交融的历史枢纽,其革命史深刻诠释了交往理性与差异治理的实践智慧。东乌素图村依托梁桂华烈士墓,开展“祭先烈,承遗志”等红色教育活动,传承红色记忆。同时,举行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宣讲民族政策,举办“非遗”保护传承等。这些实践既通过交往理性消解文化对立,又以差异共生守护多元认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青城样本”。
四、机制协同:三维路径的辩证运动
共同历史记忆向精神家园的转化,本质是符号化、教育化与生活化路径的协同互构过程,其遵循“生成—传递—固化”的动态逻辑。
符号化作为意义生成的起点。革命遗址、双语文献等载体通过双重编码(文字+图像)构建符号网络。例如大青山骑兵木版画中,蒙古族战士的骑射姿态与汉族红旗的构图并置,形成“军事协作—政治认同”的符号隐喻。这种编码系统为教育传播提供意义原料。
教育化作为价值传递的中介。课程体系通过搭建“事件—符号—价值”认知链,将符号意义转化为价值认同。例如在“蒙汉战术对比”模块中,分析游牧民族的机动战术与八路军的群众路线如何互补,引导学生理解“差异互补”的共同体建设智慧。
生活化作为认同固化的终点。社区实践通过惯习养成完成价值内化。蒙汉家庭结对共学非遗技艺、联合创办民族餐饮等微观实践,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沉淀为身体化知识。这种知识具有抗解构性,能在代际传递中保持文化基因的稳定性。
符号化、教育化和生活化三者的协同体现为动态平衡。符号化提供认知图式,教育化构建意义网络,生活化实现实践固化。当其中某一路径出现功能弱化时(如符号过度抽象导致认知障碍),其他路径可启动补偿机制(如通过社区实践重建符号可感性),形成具有韧性的文化再生产系统。
五、结论:迈向文化认同的辩证法
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本质,是在守护历史根脉与创新现代表达之间建立动态平衡。呼和浩特革命史的启示在于,真正的文化认同既非静态的“遗产封存”,也非被动的“现代适应”,而是通过符号的创造性转译、教育的批判性对话与生活的实践性重构,在流动的现代性中锚定精神坐标。这种“记忆的辩证法”要求以技术赋能破解高语境文化的传播困境,但坚守人文价值的核心地位;以差异互补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但警惕文化相对主义的解构风险;以实践智慧超越理论教条,在“变”与“不变”的辩证运动中探索文明新形态。
边疆民族地区的实践表明,唯有在符号化、教育化与生活化的协同共振中,方能实现从“历史记忆”到“精神家园”的升华,为人类文明多样性保护提供中国方案。
注释: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2024年度分院课题“以共同历史记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研究——以呼和浩特革命史为例”(课题编号:2024SKYFY00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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